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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古堆汉墓位于阜阳师范大学西湖校区喷泉广场。墓地所在原是两座高出地面20余米的大土堆，“双古堆”因此得名。1977年7月至8月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以及阜阳县文化局的工作人员对该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两座，即双古堆一号（以下简称“M1”）、二号汉墓（以下简称“M2”）。两墓均为墓道向南的土坑木椁墓，共出土包括铜器、铁器、漆器、竹木简、陶器等在内的两百余件随葬品，据器物刻铭可知墓主归属于西汉汝阴侯家族。阜阳双古堆汉墓是安徽境内首次发现并经科学发掘的唯一一处西汉列侯家族墓地，对于系统研究淮河流域汉代高等级墓葬的发展演变规律以及深入探究西汉侯国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阜阳双古堆汉墓的部分发掘资料，曾有王襄天与韩自强联合执笔的《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殷涤非撰写的《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占盘和天文仪器》、胡平生与韩自强合著的《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以及韩自强编著的《阜阳汉简〈周易〉研究：附〈儒家者言〉、〈春秋事语〉》等陆续发表。近来，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了由阜阳市博物馆编著的《阜阳双古堆汉墓》（以下简称《报告》）考古发掘报告，详细公布了双古堆汉墓的墓葬结构与出土遗物（简牍部分将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整理后另行出版），为研究西汉列侯家族墓葬制度与淮河流域汉代物质文化提供了殊为难得的定本。
阜阳双古堆汉墓的资料整理及《报告》的编辑出版前后历经40余年，不禁令人唏嘘。这其中，已故的原阜阳地区博物馆馆长韩自强先生克服多重困难，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品格与坚守精神更是令人感佩。阜阳地区在两汉时属汝南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阜阳市境内分布有8个县（侯国），汝阴县亦是西汉汝南郡都尉治所。进入东汉，汝南郡为“心腹之地，位次京师”（谢承《后汉书·韩崇传》）。因此，该地区汉代考古的成果无疑是秦汉考古学文化分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此外，尽管有学者统计出目前发现的西汉列侯级别的墓葬已近50座。然而，诸如湖南长沙马王堆轪侯家族墓、沅陵虎溪山沅陵侯墓、江西莲花罗汉山安成侯墓、南昌墎墩山海昏侯墓等墓主身份可与列侯名号相验证的墓例仍屈指可数。所以，《报告》的编辑出版具有特别的学术意义。
《报告》“前言”中披露了墓葬发掘与资料整理的若干细节，如在简报刊布数年后的1983年3月，阜阳地区博物馆又对M1墓道进行钻探发掘，在外藏椁内清理了一批髹漆彩绘的陶器，而M2墓道被压在砖窑之下未能发掘，留下遗憾。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外表髹漆的仿铜陶礼器，在安徽霍山砖瓦厂汉墓、河南南阳麒麟岗八号墓及湖南沅陵虎溪山吴阳墓等西汉前期墓葬中均有发现，应是融合楚、秦文化因素的产物。如M1随葬的一件鎏金铜质腰带具，浮雕数组神兽，凸显出浓郁的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装饰风格。又如东边厢出土的两枚金泡，原本均附着于漆纚纱冠上，此前左骏已有论及。《报告》首度公开图片，方一窥真容。
不过，《报告》亦存可商之处。如“墓葬史地沿革及发现和发掘经过”一节有“汉为汝阴郡”、“隋改称颍州”云云。揆诸两汉史料，阜阳汉代为汝阴县，未闻置郡之事。又检《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三·颍州》知，汝阴郡置于魏晋时期，而“改称颍州”则在北魏孝昌三年（527年）。类似的情况还见于第四代汝阴侯夏侯颇尚公主史事的表述方面。“结语”第一节“墓葬的年代与墓主身份”与“附录一夏侯颇尚平阳公主的婚姻悲剧”中均认为平阳公主先后嫁给平阳侯曹寿、汝阴侯夏侯颇以及大将军卫青。其实，《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所载“颇尚平阳公主”一事存在诸多疑点，清人钱大昕、梁玉绳、王先谦于此均有指陈。末侯颇所尚者，非平阳公主，“平阳”二字当系误文，《报告》显然是对前人研究缺乏借鉴。（常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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