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在《中国钱币》杂志“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文献概论”专栏发表“从传统经典看货币”系列文章。他选取了重要的中国传统古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境出发寻求同情理解，又与当今的货币金融理论思维相衔接。他坚持简单类比，坚持“古今中西立体对比”，采纳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思想。
本文为系列之九，原载《中国钱币》2020年第3期。是笔者对明中叶秋梦提出的“银钱钞”结合的货币等级理论的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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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文章全文:
368年明朝建立后，在货币制度的构建上，经历了政府坚持使用纸币，禁止钱银不起作用的过程。据此，从东南沿海对外走私贸易区附近的南方开始，民间市场自发推高，形成了白银成为主导货币，铜钱成为民间自律货币的格局，最终将中华帝国驱入了1581年以一条鞭法为标志的白银货币时代。货币形式的选择不仅是基于货币形式特征对具体货币形式的识别，也是特定的国内外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为什么在元朝纸币亡国的历史记忆中，明朝不积极推广铜钱铸币，反而提倡纸币？为什么在唐代被视为“异乡人”、在宋代被视为“轻”的特殊商品的白银，最终成为主导货币，促成了中国进入400多年的白银时代？铜、纸币、白银是替代品，还是可以组合互补使用？生活在明中叶的秋梦提出了“银钱钞”三种货币组合的货币等级理论，对这些问题作出了精辟的回答。
1.大学时代的和在“起点”海南星光熠熠
秋梦(1419-1495，明永乐十七年至弘治八年)，也会写秋君，字沈重，广东琼山人。
明朝朱元璋对海南进行了有效的扶持和管理，建立了完整的文化教育体系，这是海南人文繁荣的重要契机。他在上谕《海南岛在老海的指挥》中说“南岛之广大，有千里之遥”，把海南当作首都的郊区，纳入中央政府积极治理的视野。自唐朝以来，这片被用来惩治叛臣、放逐政敌的蛮荒之地，终于迎来了明朝人才辈出的辉煌时代，加冕成功，震动中原。在明代海南籍官员中，秋梦和海瑞最为著名，秋梦最为突出。
邱卓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祖父是当地的医官。他的父亲死得早，他的母亲李把他养大。根据文献记载，秋梦从小就有天赋。“秋梦生来就有异质性，读着读着，日记里写着千言万语。六岁就能自由写诗，字都叫出来了。如诗《五指山》，大家都知道一定是国器。”英宗郑桐九年(1444年)，秋梦年仅25岁。通过了乡试后，他在中国出名了。乙榜有名的两个试礼，留在京师，学国学。代宗景泰五年(1454年)。他只有34岁。他参加礼部复试，二等第一名，入选翰林。以君为首的十八人由此步入仕途。此后在翰林院做了20多年的普通官员。在此期间，秋梦因在两广平乱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得到了英皇的称赞，开始引起官场的关注。直到60岁才升任礼部侍郎掌管国子监，成为朝廷的高官之一。他以自己的心态说:“我又笨又穷，一个人生活在荒凉的状态。天下无长短，讲究济世；读书有办法，写书也有办法。......谗以官居主义，耻厚鲁以利何长远；年近七十，所剩年数不多。做了一年官，没出过国，转了六次官阶，都是文墨司。不试身居官民之术，惟他爱君忧国。”正是在这个岗位上，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一月，咸宗岗即位三个月，68岁的秋梦呈上了这本书《大学士宜颜补》，影响了明清两朝的政治理念。
《大学》原是西汉现代文学大师戴胜编撰的一部礼记。它是宋代程颢、程颐兄弟所建，作为理解儒家正统派的启蒙著作。南宋贞观(1178-1235)于端平元年(1234)献书《大学》,为后世所称道。他希望皇帝读完这本书，明白尊主信主的道理，从而实现皇权的稳固。其内容是陈述“为外王”的初始阶段，即“修身齐家”。据说朱元璋认为当皇帝必须读大学宜颜的全文。另一方面，秋梦根据自己的研究，适应了新的形势，创作了160卷的《宜颜大学学报》。他声称在风格上模仿宜颜。每卷首先摘录了之前儒家的经典和注释，其次摘录了宋元时期道家的相应布道。每一段都以“陈建”结尾，陈述自己的想法。邱卓强调甄的理论是大学之体，同时他又注重大学之用。“第一条既雅俗共赏，又参杂儒官，其意通俗易懂，在今天也是可行的。”事实上，他写了一本行政管理手册。在内阁和《六经》的职能顺序上，《伊彦》将重心从“君道”转向“臣道”。把社会治理的责任放在官员身上，成为皇帝训诫官员、统一政令和行为的思想准则。《大学宜颜部》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充满丰富经济思想的经典著作，对土地问题、工商、财税等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认识。他的两种“铜钱”是他面对当时形势提出的独特的货币方案，可以与西方的“标准方案”并行。
二、明代货币的选择与白银货币化的国际机遇
秋梦“银钱钞权”的货币结构理论，是对明初单一纸币政策失败，以及铜钱、纸币、白银之间自发的市场选择的回应。明代纸币的性质及其失败命运，可以从洪武实物财政、白银陷阱与明初货币政策的关系中得到解释。
明朝洪武七年(1274年)，朱元璋设立宝钞提举司，负责纸币的发行。《石矛录》记载，洪武八年(1375年4月)三月，毛命中书省印《大明宝钞》。纸币有6种不同面值，包括1枚硬币、500枚硬币、400枚硬币、300枚硬币、200枚硬币和100枚硬币。武八年(1375年)规定一钞折成一千铜钱，等于一两银子，四钞折成一两黄金。吴鸿九年(1376年)，明朝朝廷下令，禁止民众买卖金银或实物，违者必究。重复了这个顺序后。
洪武十年(1377年)，明朝中央政府宣布实行“钱钞双轨制”。同时铸造铜钱，允许宋、元等朝代的钱币与宝钞一起使用。按照政府的计划，100文以上的私人交易要用宝钱，100文以下的交易要用铜钱。吴二十二年(1389年)，明政府发行了五种小面额纸币，分别是10钞、20钞、30钞、40钞和50钞。按计划，宝钞将取代铜币成为主要货币形式，铜币将以辅币形式流通。
随着宝钞价值的下跌，为了使宝钞成为真正的支付工具，明政府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宣布“禁止使用库钞，使军民商贾的铜钱全部由一个官员收取，按数兑换，禁止使用”。全国各地禁止使用铜币，试图建立大明鲍超单一货币的一体化格局。但宝钞价值持续走低，百姓不予理会。宣德十年(1435年)，英宗即位，接受官员建议，允许民间使用铜钱进行交易。当时陆容(1436-1494)的笔记《园注》反映了15世纪前后明代宝钞的情况。他说:“洪武钱(宝钞)不是老百姓能接受的。年轻的时候可以尝一尝，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但政府现在就会这么做。”陆荣经历了五代(1436-1449)、景泰(1450-1456)、天顺(1457-146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见证了鲍超衰落的整个历史。
铜不会铸造，纸币会贬值，白银会在民间市场的自发选择中逐渐占据优势。这在以徽州土地地契为主要材料的货币使用研究中体现得很清楚。为了实行宝钞制度，明代的禁令与文字相同。在宝钞制度崩溃的形势下，白银走上了主导货币的道路。秋梦是生活在这个转折点上的政治精英。
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铜币、纸币、白银在货币选择中各自地位的确立呢？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第一，它们各自的特点决定了它们在货币职能的发挥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经济”和“效率”的要求，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价值稳定性和流通便利性的平衡。这属于货币形式的“自然资质”一面。另一方面是货币使用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市场的交易方式和规模，贸易的国内和国际性质，都对货币形势的选择形成相应的约束。
我们先来看看用铜币、纸币、白银作为货币，由它们各自的“天然资质”形成的特点和优势。比大10岁的官员、吏部左侍郎刘(1409-1469)最早对铜钱和纸币的不同流通规律作出了明确的分析。他在《历代钱法得失》中说:
“人靠谷帛为生，而钱程的戒指怎么用？但是，钱能生钱，但钱也可以用。人靠的是钱和货，但是一尺钱怎么用？但是，如果你能用货币代替商品，你就可以使用它。从上周开始，钱的使用率很高，但是钱的缺点是不重要。如果说汉代的三铢、四铢是轻失的，那么榆荚是轻失的。而魏的《浮水》、《风鹅眼》、宋的《水环》、赖子和、金的《第四》、唐的《五德第四铢》都失传了。如汉之半失重，八铢失重，蜀之直百，吴之千，晋之碧伦，梁之二柱，周五行之大布，皆失重。钱轻则物重，但有和谐挡不住的危险；钱重则物轻，但有盗铸之忧。如果汉朝的五铢和唐朝的开元一样，那就重要了。自宋代以来，它已被广泛使用，但它的缺点是昂贵和便宜。圣界印一百二十五万枚，少圣界印一百四十万枚，傅园印一百八十万枚，建言印三百七十万枚，孝宗界印几千万枚，宁宗界印几千万枚。中间系统的纸币都有，最高的美元纸币永远是准五分纸币，也就是一平方英尺的钱。有人民币的纸币，人民币的纸币一直精确到人民币，一平方英尺，钱是五万。老公赚钱少，钱就贵，钱太少就不够用。赚多了就便宜，赚多了就不行。如果宋朝是神圣的，元朝是统一的，那就和它一样高贵。今天，我们不使用铜币来制造钞票。纸币在世界上失败了几十年，真是太可惜了。”
刘明确指出了使用铜钱和纸币作为货币的缺陷。“钱的坏处在于它的重量”“钱的坏处在于它的价值高低”。我们先来看铜钱。在北宋真宗时期纸币诞生之前，中国的货币使用历史主要是方孔圆钞和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政府主导的铜钱铸币，经历了半两钱、五铢钱和鲍彤钱的制度。它是国家权力的象征，由国家垄断发行，是国家主权治理的主要形式。它不采用自由铸造的方法。政府控制铸币数量，但却跟不上市场的实际需求。而且铜币具有历朝历代通用的特点，政府也无力完全禁止旧铸币和民间劣币流通。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官方本位币和民间自律的劣质铜币并存或此消彼长的过程。各自实力的消长反映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和朝代的兴衰。而好铜币与劣质铜币并存，是在没有标准制度安排，货币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价值尺度要求价值标准的唯一性，流通手段要求足够的硬币来应对商品的积累)矛盾的条件下，一种灵活的解决方案。因此，铜钱的缺点和弱点，正如刘所说，在于难以维持它作为价值尺度。同时，随着市场交易方式的改变，适合日常小额交易的铜币不利于跨区域的长途贸易。这一点，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很清楚。元初，主张单一纸币政策的胡友芝明确指出“铜钱不能御寒，饥不能食。这两样东西都不是实用商品。圣贤不能为自己的帛帛得零分，也不能远离小米和小麦，为了交易而把假二物留在信仰里。相比利弊，出钱不如铜钱。”
但纸币流通的关键在于“不分高低”，即纸币价值的波动成为常态，也失去了作为价值衡量手段的功能。《柳丁志》引用的后续论述中指出“在道者，不思深谋，不谋好，而重罚以禁之，迫以收之。田里无知者妄自尊大，说:“钱不能卖给百姓，也换不来帛。“要诚实，但要坚强。钱是从上面拿的，不是用准税粮，不是用准官，是用纸，但是用我，不知道国家的大计划，报效国家的人宁愿不小心？为了今天，如果你不想收集旧钞票，你可以制作新钞票并使用它们。你之所以在世界上给他们，是为了逐渐走出来。你之所以失去了税和仆役，或者拿走了，是因为你交不起钱？......如果都是取之于民，上策是收之于民，那么古人惠民之品，就是今天有病之人的根本。”这样，明代纸币的发行就遵循了“无编制、无数量限制、无兑换安排”的“三不”原则。这样一来，历史上曾经作为铜钱象征的纸币，依靠一个良好的收兑政策，也就是失去了铜钱的客观约束，失去了人为的政策努力，成为废纸，失去了作为货币的内在规定性。更重要的是，大明鲍超是跛脚的金融支持在它与金融的关系。它只是在财政支出的一端使用纸币，而不是财政收入，完全违背了“税收驱动货币”的经济学原理。奇怪的是，它通过增加新的税收来收集纸币以保持其价值。这种特殊的“通货膨胀税”操作不仅损害了货币持有者的利益，也使没有持有纸币的人普遍承担了纸币贬值的社会负担。作为全国纸币实验彻底的经典范例，明代纸币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来考察纸币信用担保制度的制约因素，既有与纸币直接相关的制度建设，也有其法治和民主的社会机制的缺失。当然，政府层面的纸币维持机制的失效并没有导致纸币形态的根本消失。事实上，自交子诞生以来，在官方纸币腐败之后，具有民间纸币性质的钱票填补了其缺失的环节，服务于经济生活中与发行人及其经营活动相关的经济活动。
那么，白银的“天然资质”在什么情况下方便承担货币的职能呢？中国经济史表明，虽然有汉武帝“白金币”(实际是考古发掘中的铅块)使用白银的记载，但白银受到社会的重视，是唐以后南方海外民间贸易活动的产物。船形银锭的形成反映了其与近海经济活动的天然联系。我们现在还没有元朝以前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实证材料，但可以推断，唐朝以后被中央政府忽视和取缔的海外走私贸易市场，自然选择了白银作为交易媒介。这种白银支付手段在南方地区的使用习惯，经历了元代白银的价值尺度，在明初铜币未铸、纸币贬值的情况下，被民间作为计价尺度，进而走上了主导货币的道路。事实上，就白银本身的天然特性和中国传统朝野的认识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人们青睐的货币形式选择。到了唐代，人们认为铜钱重要，白银无用。《唐律》说:“金银等钱若私铸，堵之则用户不坐。”《唐·姚辉》云:“天下有银山，必有铜矿。铜矿可鼓铸，银矿无益于人。”所以白银成为明朝的货币选择，应该从明朝被动参与全球化时代的方式来理解，白银作为世界货币，在明朝内化为中国的主导货币。这是决定明代白银命运和白银货币化的国际契机。在秋梦生活的时代，没有关于隆庆开海后拉丁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明确记录。但在明初，倭寇的活动无疑伴随着白银的逐渐激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来到东方，开始了东西方的直接交流，白银的使用就是在这条延长线上发展起来的。新的形势和货币问题必然会促使像秋梦这样的有识之士进行深入思考并给出明确答案。
作者简介
何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金融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3年至201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市优秀教学名师。他的研究兴趣是货币金融理论和货币金融史。
出版专著:《清代税收政策研究》，翻译《别无他法:作为最终风险管理者的政府》、《世界货币制度史》等。，并在经济、金融、经济史等领域发表多篇文章。
“从传统文学看货币金融”简介
为了深入了解具体的制度和文化特征，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坐标参考系统。现代货币金融理论的西方渊源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实际金融活动和政策决策，中国似乎只能从西方取法。然而，采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无论是在吸收程度上，还是在效果上，都突出了鲜明的中国印记。把握中国的现实，预见中国的未来，既要参考国外的经验和总结，也要对中国固有的传统积淀和惯性给予必要的关照。
本系列文章精选重要的中国传统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境出发，以“理解同情”，又与当今的理论思维相衔接。尽量避免简单类比，坚持“古今中西立体比较”，用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金融理论提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