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红网-时代新闻
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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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中国近代史上改革者的亲身经历，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说:“郭嵩焘特别惨。作为中国第一位外国(西方)使节，他在一片冷嘲热讽声中走出了这个国家。作为洋务同辈中一个早熟的有知识有才华的人，他被攻击说了太多真话，他被撕得粉碎。在他的一生中，一位大使的日记被销毁了；他死后(庚子事变最高潮时)，有人邀他杀其身以谢天下。”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有这样的经历真的很可悲。但郭松涛是谁？他的身世、事迹、智力、命运如何？恐怕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详情。与中国近代史上其他维新派相比，无论是被梁启超称之为“敬其才，惜其知，悲其遇”的李鸿章，还是“我笑傲刀剑向天，肝胆留给昆仑山”的谭嗣同，郭嵩焘的知名度和重要性都要逊色不少。但如果我们今天把历史的视野拉长，站在“后见之明”的立场上，就能透过对郭嵩焘的诸多误解，看到一个先知性的人物。如果我们深究历史背后的深层原因，从思想变迁的角度探究近代中国的变迁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郭嵩焘虽然看似对历史的改变不大，但对后人的提醒却很多。可以说，从19世纪最后50年的“短暂历史”来看，郭嵩焘的实际影响力是有限的；但从最近以来的二三百年“历史长河”来看，郭嵩焘的启发意义重大。尤其是在当今国际形势下，如何看待全球化？如何面对西方文化？如何看待自己的传统？郭嵩焘可能是一把非常适合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的思想钥匙。
1.厌倦了独自醒来
当代著名学者、中南大学教授孟泽近日由岳麓洪都博客书店出版了《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巨变》一书。本书源于十几年前孟泽先生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南大讲堂》上对郭嵩焘讲课的文字记录。十多年来，通过讲、读、写、删、改、加，这部以《独醒之累》为主要标题的郭嵩焘传记，今天呈现在大众面前，可谓尽善尽美。孟泽先生以一种既有道理又有文学素养的文笔，用40多万字深刻地描述了一个在时代大潮中，求学、为官、隐居、出国，以其纯真率真、天真无邪面对家国之事，积极将自己的人生融入时代大势的人。但他却屡遭挫折，不断面对误解，不得不背负“独醒”的重担。
郭嵩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现代历史人物。他生前被诅咒，被泼了“脏水”。这样的人，自然很难得到家乡长辈的尊重。孟泽先生说，他去过郭嵩焘的故乡湘阴、汨罗，但几乎找不到郭嵩焘的“遗物”。作为湘阴人，与郭嵩焘生活在同一时期且一生关系密切的左，得到了乡亲们的特别关注。当然，左的能力、才华、成就百年难得一见，但孟泽先生自信地预言:“五十年内，郭嵩焘的名气将高于左。”当然，这不是武断的言论，而是孟泽先生对郭嵩焘本人及其所处时代的巨大变化进行全面考察、同情理解和严谨研究后作出的清醒判断。
2.三重“回归”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巨变》这本书，不是为了表达对过去的怀念，也不是为了“平反”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为了反思历史，欣赏时事，发掘微妙的人性。
读这本书，可以明显感受到三重“回归”感。
第一，是回归历史场景。“光绪十五年(1889年)，郭嵩焘在长沙的寓所里，开始写回忆录《尉迟老人自传》。他断断续续地继续写作，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二十日，他快要死的时候，才病倒。...... "孟泽先生以简洁细腻的文笔重构了郭嵩焘的历史时间空，让读者通过文字和脑中的影像，回到大变革、大震撼的历史场景，和当时的人们一起去思考中西文明的碰撞和传统中国的出路。
二是回归中国传统社会。从家风到科举制度，从官规到人际交往，从民风民俗到社会心态，孟泽先生通过一系列真实生动的历史故事，将中国传统社会的运作方式和精神面貌，如画卷般慢慢地打开在读者面前，让今天的人们近距离感受到我们的祖先曾经面对和生活的社会。
第三，是回归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性。历史人物及其事件是后人“书写”和“重构”的。不经意间，人们会很容易感到抽象或扭曲。曾经，我们读到的历史人物，非此即彼，尤其是在历史大变革的时候，爱国者和汉奸，忠臣和奸臣，好人和坏人，英雄和罪人，都被我们划分得清清楚楚。事实上，历史人物也是人，有些人的喜怒哀乐，有些人的世俗欲望，有些人的是非。在这本书里，有孟泽先生笔下的“第一功臣”郭嵩焘，也有郭笔下的“重要他人”，如曾国藩、左、胡林翼、李鸿章、、严复等。，交织在他们个人的长处和局限，气质和心机，勇气和退缩，爱情和背叛，善良和残忍等。，构成了真实人性的不同方面。以此为镜，也能折射出自己的人性。
3.汉奸还是爱国？
作为大变革时代的历史人物，郭嵩焘最大的污点恐怕就是他的卖国行为和崇洋媚外的心理，为当代人和后世所诟病。但是，判断他“罪”的证据不一定站得住脚。
比如，刘锡鸿作为郭嵩焘的驻外使节，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列举了郭嵩焘的“三大罪”。第一，郭嵩焘在英国参观一座堡垒时，寒风凛冽。英提督见郭嵩焘瑟瑟发抖，便拿过自己的外套给郭披上。刘锡鸿认为，即使冻死，也不能穿洋人的衣服。其次，在白金汉宫听红豆博客音乐的时候，郭松涛反复拿着音乐单，模仿外国人的做法，但是听不懂。第三，在某个场合，郭嵩焘见到巴西国王，擅自起立。刘锡鸿想，开天辟地，如何向有效的君主致敬？
今天看来，这些代表文明的礼貌行为，却被视为卖国行为，可笑至极。但是，回到历史空的时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当时和刘锡鸿熟识的人很多，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中国人今天所取得的一些共同的真知灼见，是近代以来无数次血与火的社会和思想革命所取得的。郭嵩焘的挫折是那个时代的挫折，郭嵩焘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因为他的知识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王元化先生在《郭嵩焘与湖南新政》一文中说:“郭嵩焘是早期政治改革和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远远领先于主张洋务运动的前辈，即使是同时期的维新派也很难与他相比。”当代著名编辑钟叔和先生在《论郭嵩焘》一文中也说:“郭嵩焘对当时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人。”
与王元化先生和钟书和先生相比，孟泽先生有类似的认识，但更具体。孟泽先生在书中说:“郭嵩焘与李鸿章等不同。他惊讶于自己造了一艘船，造了一门好炮，他更多地思考人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也就是说，郭嵩焘能在强大的西方器物背后看到西方文明的“精髓”。郭嵩焘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西方国家的基础是有根有尾的。其根在政教，其端在商贾。造船和制造器皿相辅相成，以加强它。”郭嵩焘在探寻西方文明起源的同时，也积极反思中国文化的缺失和不足。他质疑中国固有的“分洋夏”观念，重农抑商的制度，甚至“圣人之治”的传统。这些也成为所有人攻击郭松涛不爱国的借口。
它是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精神传统，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最高道德规范。但是，爱国就是要坚守“祖宗之法”吗？爱国只是抵抗外敌侵略吗？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袁惟实提出了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第一，抵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林则徐就是这样一位爱国者。另一类爱国主义致力于推陈出新，改革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使国家脱离困境。由于这种爱国言行挑战传统，不可避免地侵犯了某个社会群体的既得利益，因此往往受到不同动机的批判。郭嵩焘就是这类爱国者的代表之一。
袁惟实先生的判断可谓真知灼见，既拓宽了爱国主义的内涵，又给郭嵩焘这样有价值的历史人物以应有的地位。
4.另一种勇气
郭嵩焘曾在一首诗中自慰:“过了几百代，过了几千年，肯定世界上还有这个人。”这是一种发自心底的自信，但不是发自内心的无奈。为什么一定要“百代千年”才能被世人理解？因为他的见识远远超前于他的时代，他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很不协调，尤其是从英国回来后，他觉得自己得罪了周围的世界。但郭松涛依然不妥协，不退缩，不随大流。在荣誉重于生死的传统社会，郭嵩焘能如此独立，如此坚守真理，不仅是智慧和见识的问题，更是难能可贵的勇气。
勇气是大胆无畏的气魄。一般来说，勇气的定义是“不怕困难”，即能够克服困难，例如，能够攻破敌人的堡垒，完成艰巨的任务，解决社会问题。比如曾国藩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时候，临危受命，最终平定太平天国。这是一种“不畏艰难的勇气”。
其实还有一种勇气，就是“不怕误会和邪恶的勇气”。当代教育家吴康宁先生这样描述这种勇气:负责人明明知道自己的大多数选择很难得到公开的、正面的评价，却可能遭到质疑、指责、污名化，甚至威胁和报复。但为了自己坚信的真理和心中的良知，他还是选择了承担责任，并且无所畏惧，坦然面对。这段话没有具体描述某一个人，但是看了《独自觉醒之累》，了解了郭嵩焘的人生经历，我们不得不觉得郭嵩焘是一个“不畏误会和邪恶的勇气”的典范。更何况他的勇气并不是源于年轻时的朝气，而是坚持到了生命的尽头。海外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在他的《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县、咸光时代》一书中说，郭嵩焘“晚年仍相当固执己见，不随世界而变，表现出某种知识分子和道德上的勇气”。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融入了整个世界，今天的中国文化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郭嵩焘的“先见之明”，也成了我们今天的“后见之明”。但是，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很少有郭松涛那样的勇气。读郭颂陶，学郭颂陶，不是看他如何建功立业，而是看他如何形成过人的见识，如何练就过人的胆识。正如孟泽先生在书中所说，郭嵩焘“留给我们的是一个芬芳的灵魂，一个超越时代的关于中西文明的洞见和思考，而不是一个让人感到振奋的不朽成就”。
作者简介:余，新课程评论杂志执行主编，教育学硕士，文史爱好者。在各种教育杂志上发表了60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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